演員靳東和江疏影正在比利時港口城市安特衛普拍攝《戀愛先生》。在緊張的拍攝間歇，靳東利用周三吃午飯的時間，在片場的一個啤酒吧裡，接受《中國日報》歐洲分社記者的專訪。

　　他坦言，很少接受媒體采訪；而當深處異國他鄉，他覺得自己作為演員的使命與與記者的角色也有相通之處，那就是都是更好地完成世界需要的中國命題。不惑之年應有的責任和擔當，是對話的主題。以下是采訪實錄：

　　記者：非常感謝您接受專訪。這幾天，比利時主流媒體和華人都非常關注您赴比利時拍攝《戀愛先生》，也從側面反映了您受歡迎的程度，歡迎您來比利時拍片。您這兩天來比利時個人感受有哪些？

　　靳東：這次來整個都在工作，沒有太多時間轉，只有從一個現場到另一個現場的路上稍稍放松下。歐洲的城市的建築都差不太多，也不是很大，不像是國人熟知的特別龐大的城市。我在安特衛普的時候會恍惚，這好像是我以前去過的城市。這裡比較安靜，人也比較少，我會從酒店往河邊走走，去教堂看看，覺得挺好的。

　　記者：您這段時間來歐洲好幾次了？

　　靳東：我是三個月中第四次來歐洲。兩次法國，一次米蘭。因為我在過去很多年，不工作的時候會去世界各地走。90年代末期就去過日本，美國，歐洲。但比利時是我第一次來。以前，我們會在歐洲自己開車，自己走走，比如法國、盧森堡、瑞士，都是歐洲靠得很近的國家。

　　記者：您旅行是用來休閑還是尋找一些靈感？

　　靳東：在年齡小的時候，更多是有的放矢地去旅行，看看博物館，看看生活方式。隨著旅行次數增多，我更多變成了信馬由韁式的旅行方式，尤其是當時還沒有那麼多人出國的情況下。我更多的是看看到世界上不同的族群，他們究竟用什麼方式在生活。這是對我而言最大的收獲。包括在國內，偶爾去一些大學進行交流，我也會時常給他們一些命題：『為什麼同樣是人，他們在這樣生活，我們在那樣生活？』先且不論生活的好與否，如果我們國家需要跟老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，首先要學會思考：我們跟其他國家的差別是怎麼造成的？為什麼會有這些差別？現在呢，我覺得我們國家的發展是歷史的最好的時期，大家都非常用功，努力拼搏。但這一過程中好像我們也忽略掉了一些東西。實際上，比較和思考的重點不在於好與不好，不僅僅是物質水平上的差異。旅行帶給我的是，有機會了解不同文化裡的人們的真正生活方式。

　　記者：除了旅行的收獲之外，中國與歐洲是我們常說的兩大文明，也是兩大市場。那麼除了快慢之分，兩大文明還有什麼不同的地方？您提到在快的發展中我們丟了一些東西，那麼您覺得丟掉的最可惜的東西是什麼？

　　靳東：我覺得丟的最可惜的是誠信，或者是互信。我們中國人講欲速則不達。很多東西很難兼顧，這是必然。比如大力發展工業必然會犧牲環境。英國和歐洲大陸很多國家在早期發展階段也不例外。我1999年去日本，在日本有生活、工作、旅游的經歷。日本這個國家恰恰是最好地把傳統與高科技完美結合的國家。我在當時有一個直觀感受，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

　　我們國家有『拿來主義』的傳統，我們應該去吸取優秀文明和文化的精髓。現在經濟發展很快，但人們之間的互信變得很難，人們變得不是那麼輕易地相信對方。所以我在過去的三五年中，雖然是一個演員，我更願意把自己的職業貢獻於人文主義關懷上：因為一切的一切都來自於我們的生活、我們的國土、我們的生存環境。所以這些年我拍戲的主題都是力所能及地關注當下客觀存在的問題，不管是家庭、婚姻、還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。這些情感往往是一些不那麼單一的情感。不管外界說這些情感是不是太多了、太過了，我覺得從文化的層面、從影視的角度講並不多。只是現在越來越多人不願意思考。中國人講究吃住行，孔老夫子講食色性也。東西方文化差異最大的一點是，是因為中國人最注重人情，而西方人重建立規則與制度。而現在中國大城市裡，恰恰是把以前的人情丟了，規則意識又還沒建立起來。

　　記者：我很欣賞您能從拍片的過程中關照社會的一些矛盾和問題。除了信任危機問題之外，環境問題有沒有考慮？或者其他的哪些問題在您的視野之中？

　　靳東：我也只是在有限的時空裡把努力做到最大化。因為一個戲的存在的前提是這件事情能否成立。比如說，《我的前半生》，這部劇如果在日本和法國，這部戲的基礎就不存在，因為他們安於在家裡做全職太太，在這些國家，整個社會形態、社會結構，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已經相對成型。我們大力反腐，得到全民支持。貪腐、家庭問題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遷都是我的關注點。

　　記者：您說到您在大學演講，能詳細說一說嗎？

　　靳東：很少很少。我現在接受到了20多所大學的邀請，但大部分都推掉了。這也是今天所面臨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：我們需要跟大學生講什麼？這本身就是一個課題。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喜歡別人跟他說教的。當20多所重點學校發送邀請到我的郵箱時，我在想：我去講什麼。我不知道去跟他們講什麼？因此我經常說，不要以旅游者的角度，象一個觀光客一樣走馬觀花去看，而是應該更多深入當地人的生活方式中。比如我們到比利時，應該了解比利時人的生活方式。首先不去談好壞，而是同為人，為什麼大家的生活方式與環境會差那麼多。這是需要像我的年齡段，不管願意與否，承上啟下的一份責任。因為40歲這個年齡，不管願意不願意，都處在社會結構中間的位置，看你願意為你生活環境承擔多少，去負擔多少。

　　記者：您是不是談到一種對社會的責任感？擔當感？

　　靳東：當然。其實說社會，我更願意用群體。就像是我經常跟我朋友講的，我們生活在北京，我們就有責任和義務建設好她。而往往在大浪潮中，太多人忽略了自己的奮斗和努力。作為一個創造者而言，我始終將自己定位為演員，而不是藝人和明星。我們中華傳統最重要的是家國情懷，社會擔當，我們的文人墨客不計其數，而且在歷史上留下了無數的印跡。

　　記者：我很欣賞你這種自覺的擔當意識。

　　靳東：作為不惑之年的人，必須要有義務做到讓人與人之間互信。我所從事的職業與您所從事的職業，其實區別不大。我們都是在一個載體上，去傳遞聲音。今天，如果以小見大，這個行業是最有包容性的。不是說積極或沮喪。但重要的是，在這個平臺上，究竟要講什麼，要傳達什麼，這是值得思考的。當下中國年輕人恰恰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。我特別愛關注的恰恰是教育。我90年代末在日本，不管小學中學大學，當我看到他們玩的游戲更多是左腿綁右腿，從兩個孩子衍生到三十多個，我看到是團結、互補、協作。而我們的教育需要的是什麼？歸根結底，是因人而異。如果有一個人，對國家的認知、世界的認知能達到一定程度，當你去授課、跟周圍的朋友去聊天，會有質的區別。這也是我多次來歐洲，這麼多年，如果僅僅作為一個個體在歐洲很舒服，按照極為緩慢的方式進行生活。但是我們是一個近十四億人口的泱泱大國，我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，但是我是一個超級愛國的人。從最小的層面，我希望我生活的群體和周遭是健康有序的，而不是大家削尖腦袋去拼搏。而我一直以來也覺得見識跟學識而言，見識更重要。就像是讓我選擇智商與情商，我寧願把我的家庭過得更有趣一些。

　　記者：您很有見地。那您這次拍攝的電視劇的角色是怎樣的？

　　靳東：這個劇的故事蠻有意思的。就像是我剛剛說的，不管是《我的前半生》《外科風雲》，都是關注當下社會。而《戀愛先生》是講一個青年的事情。白天他是個金牌牙醫，工作之餘就是個戀愛工人。這個在中國最近兩三年特別多，一些白領白天上班，晚上當滴滴司機。首先，他的職業與當下的關聯性很密切。其次，裡面講了很多好玩的故事，也有傳遞情感的作用。

　　在國內已經拍了100多天，整個電視劇一共拍攝四個月。一共有41-42集。這是我今年的第一個片子。去年我拍了三部：《鬼吹燈》、《我的前半生》、《外科風雲》。

　　記者：這些電視劇在海外也都能看得到。

　　靳東：是的。我的家人和朋友，其中一個弟弟在澳洲，還有一個弟弟在美國，他們都很自豪地拍周圍在看我的劇的人。他們覺得特別自豪。在國外看到很多白人看我們中國的劇，通過不同的平臺傳遞不同的聲音。一位前輩告訴我，今天的世界需要中國命題。我跟中國媒體在為數不多的討論中，我說過最多的話是，作為一個藝術創造者，要關注內心的深淵與深處，我始終在傳遞美好。有人說賀涵過於美好，那是因為我始終心存美好。但是，采訪完後，對方媒體並沒有談到我的創作心境。更多國內媒體都是標題黨。後來我推脫了很多采訪。我的作品代表了我所有想表達的思想。而這個，不僅是在劇內還是劇外，我們需要明白，我們要借助作品去表達什麼。現在，全球很多國家都在關注中國，很多國內的行業也在關注影視，因為影視可以帶來更大的關注和利益。但我們這個行業還是有許多隱懮，許多劇都是在為了拍攝而拍攝，粗制濫造，這非常可怕。

　　記者：您剛剛提到的就是您的使命。

　　靳東：確實，我的使命，傳遞美好。

　　記者：我看您與歐洲很有淵源，目前我國對外有一個最大的夢想，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之下，歐亞大陸要建立統一大市場。為此，您為人文交流有什麼重要性，未來有什麼個人打算推進人文交流？

　　靳東：人文交流是最重要的。實際上不管是我作為法網的代言人也好，還是一帶一路，這就像是世界大同，是不可避免。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擋世界大同。把中國好的東西引入歐亞大陸，雙邊貫通，是一個互利互惠的事情。像是網球，之前中國不了解，李娜得了一次法網冠軍，讓人知道了網球，這就是一種引導。不管在哪一平臺上發出聲音，正確的引導纔是最重要的。引導首先需要交流，交流之中最重要的是人文。當交流更多後纔會有了合作。從我個人而言，我當然希望一帶一路倡議響應的范圍越來越大，尤其是人文的交流，人心相通方面，而不是不僅僅局限於之前涉及的。大的小的項目都功德無量。

　　記者：聽說您對您的藝術啟蒙教育話劇仍然傾情投入？

　　靳東：因為我在中央戲劇學院學習舞臺劇，所以我以前更多的時間是在舞臺上。而這一點說起來，歐洲的話劇與中國不是一個當量，整個歐洲的戲劇大家不勝枚舉。歐洲的戲劇影響了整個中國。而話劇進入中國晚，更多是傳統戲曲，真正話劇是很晚纔開始。我自己在國內做了一個話劇團，是一個非盈利組織。我現在沒有太多時間演出，就把錢投給給我最初啟蒙的話劇舞臺上。過去十多年時間，每年我都會力所能及地拿出一部分積蓄投在這個上面。現在我也與中央戲劇學院保持超級良好的關系，老師都是一些老藝術家，我也更多把時間和經歷放在跟他們交流上。如果有時間，我依然會回到舞臺上。因為話劇的受眾太少了。演員在舞臺上更像是人的生命，大幕拉開機會只有一次。當然，這意味著在舞臺上更加艱難。我也希望通過話劇舞臺來反映當下或腦海中想呈現的東西。我們可以給為數不多但相對層面更高的人傳遞一些東西。我一直在追求著戲劇和藝術的重要的點，那就是真實。電影中我們講真，現實生活中我們講實。

　　記者：您談到最近還代言法網，能詳細介紹一下？

　　靳東：我總是把生活中的游戲與項目變成了自己的職業。我首先是一個特別喜歡運動的人，上大學之前，斯諾克、足球、籃球、羽毛球，我幾乎都打到准職業的程度。我是一個自己跟自己較勁的人，哪怕是玩也要玩到最好。後來，隨著年紀的增長，開始打網球，到現在為止，也打了6-7年網球。隨著職業的顯性呈現，首先是中網，每年我們都會去中網看球，後來接收到中網、cctv5的邀請去給他們挑邊。他們也希望借助我們做一個推廣。對於我們而言，我更多的喜好放在自己的興趣點上。我們在中國有一個網球明星隊，一堆人在一起單純地打球。網球帶給我的與我們剛剛講的規則有很大的關系。例如網球的規則與我們的社會規則很相似，起碼是公平、公正的。包括美網澳網的球星來都會去中國看球。他們看到我在，知道我在中國的知名度很高。因此，這也是法網120多年第一次邀請形象大使，我也覺得很自豪。這從今年開始，明年還會去，但沒有具體簽訂幾年。

　　記者：您還有一些其他的愛好嗎？

　　靳東：我生活中兩大愛好是打網球、騎哈雷。現在，信馬由韁的旅游方式是我最喜歡的。生命最大的魅力在於未知，而建立在自己已經成熟完善的內核上，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事情了。

　　記者：非常感謝您接受采訪。祝您在比利時拍片順利。

　　靳東：也祝你們一切都好！